征收”在当下我国的立法文本上处于被遮蔽的状态、在学理上处于阴暗的角落。这一方面凸显出我国财产权限制法律制度建设的滞后性，已难以及时回应当下的现实诉求；另一方面亟需立足当下的客观实际，从制度的理性化建设层面，认真对待这一重大法制议题。按理讲，2020年我国出台的《民法典》理应对此重大议题作出积极回应。然而遗憾的是，《民法典》第117条仍然明定的是传统财产权征收模式“直接剥夺”型模式，而忽视了对财产权“准征收”——“间接剥夺”型模式——的安排。受民法典编纂的影响，我国行政法学界近年来发出制定行政法典的呼声。2021年4月《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》的公布，更是明确将“行政基本法典的编纂工作”列入立法安排。可以说，这一做法正式拉开了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序幕。在此背景下，为克服现行立法关涉财产权公益征收法律制度设计的缺漏，藉行政法典编纂设置财产权“准征收”规范体系，无疑必要而又迫切。当然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：中国语境下财产权“准征收”的生成逻辑何在？我国行政法典设置财产权“准征收”规范体系是否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？我国行政法典下的财产权“准征收”规范体系如何表达较为妥当？诸多问题，不一而足。据此，下文拟对上述三个主要问题逐一释明，以期为财产权“准征收”导入我国将来编纂的行政法典提供相应的理论参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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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中国语境下财产权“准征收”的生成逻辑

总体而论，中国语境下财产权“准征收”的生成逻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公益征收模式从“一元”向“二元”转变的现实需要；财产权限制规范精细化构造的客观诉求。前者为外部视角，后者为内部视角。

（一）外部视角：公益征收模式从“一元”向“二元”转变的需要

就财产权一般涵义而言，E.G.Furutn先生曾指出，“在法律与经济学的研究共识下，财产权可被定义为：界定个人有关于稀少资源之利用地位的一套经济与社会关系”，并认为应凸显其“财产权的内容以特定、可预期之方式影响资源的配置与使用”的特质。基于此逻辑，关涉财产权之配置、运行的法律制度安排，其本质上乃是缓解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的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，进而最终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。尤其资源稀缺性日益凸显，而人的需求无限性日益增加的背景下，财产权制度的功能和价值就愈发彰显。为进一步重申财产权制度的价值和意义，17世纪的Grotius先生以自然法词语阐述私有财产权，认为财产权是在法律之上的，亦称为原始基本权，经过不同思潮的修正，原则上皆肯认财产权是先于国家与实定法存在的基本权利，以此延伸出“防御权”及“有限政府”之概念。如此，人民的财产基本权利，其性质乃是一种“超实证法的权利”,而非单单地依赖国家创设及规定出来的权利；财产权的界定不仅关涉到权利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，而且影响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。故而现代的法律体系无一不对财产权加以严格保护，其缘由亦就不难理解。

循此逻辑，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征收，实属对公民财产权这一基本权利的最为严厉的剥夺，有悖于财产权之本质内涵。故而，为有效保障公民财产权、规范国家征收权的行使，现代各国立法都对财产权征收启动要件加以明确规定：“必须符合公益之需要”“给予公正之补偿”“依法定程序”。如果政府动用征收权，不能满足上述要件，则属于违法侵害人民的财产权利。为顺应这一趋势，我国《宪法》《民法典》《土地管理法》等法律法规围绕财产权征收所作的系统性规定，亦主要是对上述三要件的明确化、具体化。

客观而言，尽管当下我国实定法围绕财产权征收的法律规定